一、社会理论法学的呈现 何谓社会理论法学？有关这一命题，学界已经有好几篇专门的阐释性文章，我自己也参与编辑过一本专题论文集。

值班辩护人的职责应当是在值班的岗位上即值班的时间和地点能够完成的职责。加拿大的值班律师分三类：全天候电话咨询值班律师、法院值班律师和其他值班律师。

[30] 刑事诉讼法第37条规定：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无论值班时段是否有案件需要提供法律帮助，值班律师均按约350英镑每天的标准收费。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告知其有权听取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的意见。日本值班律师制度有两种模式：一是，日本律师协会依照律师提供的时间安排合理制作律师值班表。[15] 贾志强：论认罪认罚案件中的有效辩护，载《政法论坛》2018年第2期，第171页。

《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工作的意见》是至今为止关于值班律师制度的最全面、最完善的一个文件，2018年刑事诉讼法出台后，它仍然有效。从国外的情况来看，值班律师实质上是辩护律师。(40)法理学界对国法与党规的关系及如何实现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有机统一，也投入了极大研究热情。

推动法理社会形成，是中国法理学家应担的社会使命。(十)从法律移植到法律本土化 从清末沈家本主持修律开始，中国法律现代化应当采取怎样的路径，就成为中华民族面临的难题。孙笑侠：《程序的法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通过改革，法理学获得了从政治学中摆脱出来的独立地位。

(41)参见徐显明：《论法治构成要件——兼及法治的某些原则及观念》，《法学研究》1996年第5期。改革开放之后，人心思法，全国人民都迫切要求有健全的法制。

(32)参见徐显明：《论权利》，《文史哲》1996年第6期。在特定历史时期，这种言必称西方的做法对于中国法理学的初期发展具有一定意义，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日渐清晰，言必称美欧的历史到了应当结束的时候了。(二)稳步发展阶段(1997-2012) 1997年党的十五大所确立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极大地拓宽了法理学的研究视野，对法治国家的研究成为法理学新的理论增长点。这一字之改，法理学界奋斗了整整40年。

(61)这不仅是法理学教育培养目标的变化，更是对法理学提出的新命题。(46)我国的法治，一部分借鉴了人类法治文明的共同成果，一部分传承和转化自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优秀的部分，而主体则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而进行的创造。20世纪80年代中期、90年代中期及十八大以来三度成为理论热点。(34)参见吴大英、信春鹰：《加强立法预测是法制协调发展的重要措施》，《法学》1984年第4期。

葛洪义：《法律方法讲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62)参见艾思奇：《大众哲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52)参见李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理论基础、指导思想和基本构成》，《中国法学》2015年第5期。(31)参见张恒山主编：《共和国六十年法学论争实录·法理学卷》，第199页。

(四)从法律本体论到法学方法论 法的本质即哲学意义上的法的本体论问题，内容涉及法的概念、法的作用、法的起源、法的运行、法的消亡等方面，被视为法学的基石性和原点性问题。(44)参见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133页。三是以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后人民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新需求为研究重点。长春会议后，人治与法治的关系问题便成为中国法学界倾注精力研究的重点问题。中国法治进步的每一关键节点，中国法理学从未缺席。(27)参见吕世伦：《现代人类学对法起源的解释》，《中国法学》1993年第4期。

(47)从1990年至199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几乎每年都举行与依法治国相关的全国性学术会议，其他法学教育与研究机构也频繁举办类似会议。(41)承认并奉行这些原则，依靠人们的法律意识。

二是以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为主线。我们要走一条由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自上而下的带动与以人民为主体自下而上的改革推动相结合的道路。

(八)从法治理念到法治文化 法治原则是约束法律规范的准则，是法治成立的标准和条件，法学界经过十数次的学术研讨，形成了如下共识：法制统一、主权在民、权力制约、权利保障、司法职权独立、尊重程序、罪刑法定、法律不溯及既往等应是法治的一般原则。徐显明：《司法改革二十题》，《法学》1999年第5期。

这是法理学从中国的田野出发，探索使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走向统一的一种努力，也是法理学界对中国法学本土化路径的新开拓。(64)参见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6年7月1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4页。郑永流：《法律方法阶梯》，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孙国华：《法是理与力的结合》，《法学》1996年第1期。

(17)中国法理学研究会分别于2013年、2014年、2015年、2016年、2017年召开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理论研讨会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研讨会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党内法规建设研讨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法治体系、法治道路研讨会信息化时代的法律与法治研讨会等等。从中国法理学进步的阶梯中可以发现，中国法学的高度和中国法治的奇迹蕴藏于法理学的创新智慧之中。

从学理面向、本土面向、大众面向、实践面向和世界面向出发，将其作为我们寻找逻辑新起点的方法和方向，相信中国法理学又会迎来新的学术春天。二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比较上，首先坚持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中国的法理学已经到了实现本土化的历史新阶段，以中华法制文化最优秀的部分为弘扬基础，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创造出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是中国法理学发展的必然趋势。近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一直在追赶西方，先是在器物技术上努力，后在法律制度上模仿，再后来又在文化上移植。

(42)对法治理念的坚守就是法治信仰，是法治精神的精髓。法学界于1979年底召开的新中国成立后最大规模的跨学科人治与法治理论研讨会在中国法学转型的历史变迁中具有重要地位。(36)在立法已经能够达到相对满足的程度之后，给予法律的司法适用更多关注必然成为法治建设新的目标。法的社会性与法的阶级性不是排斥关系，恰恰相反，法的阶级性只有通过发挥其社会性并实现社会功能才能得到体现，阶级性寓于社会性之中。

40年间，中国法理学始终与突飞猛进的中国法治实践同频共振。②这一阶段，中国法理学的鲜明特点表现在：一是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学术研究的指导思想。

(22)参见舒扬主编：《中国法学30年》，第18页。创新不易，创新的前提是质疑、批判和改变。

改革开放之初，法学家们开始捡拾已扔掉20年的苏联法学，以国家与法的理论国家与法权理论作为法学范畴。改革开放之后，我们为了实现现代化，借鉴吸收了人类文明一切可以为我们所用的成果，包括法治文明成果，从而形成了我们已显优势的制度体系。